母亲终于下定决心，把家里别无用途的旧书都卖掉。
她是很念旧，一张老照片，一件旧衣裳，都能勾起她的记忆。家里读书的人，燕子一样，一只接一只地飞走了，留下两位守着巢的老人。但书，依旧多。我们读过的课本，小学到大学的，母亲都觉得重要；儿时看过的连环画，还有一些陈年的杂志，也一本不少地收藏进书箱。母亲守着这些书，打发着接踵而来的琐碎时光。
收废品的纳闷，“你们家怎么有这么多书？”这句话又足以让母亲骄傲半天，“两个大学生读了十几年的书，能不多吗？”如今，村中能一下拾掇出这么多书的，恐怕只有母亲一人了。不知道从何时，读书突然不时尚了，很多孩子初中毕业，就外出打工赚钱，家长也乐意多了一个挣钱的帮手。村里的书香味越来越淡。
大哥挑了几本封面完整的连环画收藏，还放在在太阳下晾晒消毒，我觉得他是在晒童年。说也奇怪，搁了三四十年无用的东西，打算变卖时，突然样样又值钱起来了。
我也不舍，挑来挑去，找出几本《毛泽东选集》。因为厚实，当年母亲拿来夹鞋样的。还有一两片旧鞋样，遗落其中。扬一扬纸鞋样，问母亲：“要不要了？”母亲比我更迷惘，反问我，“眼睛都花了，还要它做什么？你们现在哪个还愿意穿我做的布鞋？”我无语，它们曾要是做榜样的，母亲对照着它们，把糊的葛布剪成鞋底、鞋帮的形状，再一针一线地缝起来。我儿时的催眠曲，就是母亲捺鞋底时抽线的“嗡嗡”声。母亲的年轻时光，都托付给它们了。
收废品的手脚麻利，母亲眼也疾，她拣出几本土黄色的小册子，那是父亲上班时的工作记录。母亲把它们整理好，掸去封面上的灰尘。我觉得有趣，父亲退休这么多年了，工作手册还有用吗？随手拈起一本翻看，父亲的字很大，很有个性，不是中规中矩地写在横线上，而是以线为行，且微微右斜。
“难怪当时有人要把你打成右派，一看你的字，就知道你有右派倾向。”我指着工作手册上的字，想逗父亲开心，他正埋头磨菜刀。
早晨杀鸡，菜刀在鸡脖子上荡了几个回合，也没有抹破鸡脖子。鸡没杀死，父亲却跟自己生了很大的气。哆哝着，刀不中用，人也不中用。母亲悄悄地数落他：就是不服老。他低着头，一言不发地磨着刀，好像跟磨刀石又较上了劲。
书被收废品的装进几只大蛇皮袋，扔进三轮车拖走了。心中怜惜骤生，如同送别出嫁女儿。书卖掉，就会被打成原形，化作纸浆，不知它会投胎哪一本书中？我会不会再找到它？
母亲喜欢在夏天晒霉。我也总能有意外收获，从母亲的箱底抄一些“往事”。
两张薄纸，奖状大小的，是父亲和母亲的结婚证。被母亲端端正正地压在箱底，纸色泛黄，证书上的印制的红花，灿若新彩。这两张纸上，记录着父亲、母亲携手走过的五十年风风雨雨。两个陌生的年轻人，经过这两张纸的认可，走到一起。历经岁月的磨洗，宛如两株老树，盘根错依，理不清根为谁生？
突然也想留点纸质的东西，一张写了备注的黑白照片，一封满纸情长的平信，或者是一本签了名的赠书，若干年后，思念不会成奢望。
岁月流转，这些纸上的旧时光，挥之不去。
（文：李冬梅）